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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全省一起种鸦片，安徽曾经有多惨？
NO.1246-安徽鸦片往事
作者：冬之阵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抹不掉的伤痛。吸食鸦片浪费钱财、毁人身心、模糊意识，是近代中国开埠之后外国流入的罪恶，却也是最受欢迎的进口货物。鸦片成瘾者吸食鸦片的快感，总是让人迷失自我，甚至引导农业的布局。
清朝鸦片屋，终日吞云吐雾
（图片来自Wikipedia@Juan Mencarini Pierotti）▼
近代安徽，便是鸦片祸患中国的见证者之一。
罂粟抢滩安徽
安徽本是一个产粮大省，尽管黄河在清末改道影响了皖北的农田生产，但全省的稻米种植仍然能够输出到长江下游的缺粮地区。当时在上海、苏州、宁波都能见到安徽米行，这也让芜湖这座长江良港成为了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在港口界与上游的九江、下游的镇江并称为“长江巨埠”。
在大运河-长江中下游这条清朝黄金水道上
每个省都能诞生一两个行业重镇▼
在经济作物方面，来自皖南山区的茶籽茶叶、生丝、药材等是主力，这都是安徽当地的传统土特产，在长江下游市场很受欢迎。
但美好的小农经济，随着鸦片的到来很快彻底崩溃了。
当然，农业时代的小而美并不是单纯依靠农业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下经济作物和分包式手工业才是利润的来源
（而鸦片就是当时一种极其致命的“经济作物”）
（图片@图虫·创意）▼
安徽大规模出现鸦片的时间并不长，英国从印度带来的鸦片，最早是在《烟台条约》规定芜湖开埠之后才登陆安徽的。但在进入安徽之后，这种成瘾品很快就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快速提升。
相比之前的多次不平等条约
英国在《烟台条约》中想要渗透的港口已经不是海港
而基本是长江流域内河港口
英国已经希望逐渐将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图中所示不止通商口岸，还包括一些条约中可停靠口岸）▼
根据安徽工程大学方前移的统计，自1877年开埠以后，鸦片进口额都在进口商品总值的5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70%。即使在1888年以后，进口鸦片的份额有所下降，却仍然长期保持芜湖进口商品第一的位置，占到全国鸦片年进口量的1/17。
印度库房里的鸦片还多着呢，都等着中国人来消化
（图片来自wikipedia）▼
对英国人来说，安徽这片陌生的内陆土地，就是最好的鸦片倾销地，有助于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赚取更多顺差。他们用在印度大量收获的鸦片，在安徽收购附加值高的棉麻织物、药材、茶叶等。而随着台湾、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量上升，他们又很快抛弃了安徽进口市场，逼迫茶农不得不砍掉茶树，安徽茶业从此一蹶不振。
茶叶是当年中国所剩不多的出口优势产品
然而西方国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加上强大的组织能力
击垮中国无数分散的茶农茶商，只是时间问题
（爪哇岛上的茶叶种植园）
（图片来自Wikimedia Commons）▼
安徽民间虽然也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但当时人想得更多的却并不是禁毒，而是如何从中牟利。进口鸦片的价格很高，而本土鸦片市场又几乎没有供给，这一高一低之间，商机就诞生了。安徽农民开始放弃粮食生产，改把罂粟当作主要的经济作物。
当一个国家已经丧失组织能力并被国外渗透的时候
这极其有限的资源意味着光是活下去就要以损害他人为代价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1879年，安徽还没有自己的罂粟产能，短短8年后，1887年，安徽的罂粟不仅自用有余，还能输出到上海。1887年，正好是1888年鸦片在芜湖进口比例下降的前一年，可见土烟过量供给确实挤压了洋烟的市场空间。
吸毒这件事，一旦普及开来，甚至还会趋于“精致化”
（穷人和富人都有各自的“精致化”）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但和其他国货宣战洋货带来的骄傲不同，这场鸦片土洋之战反而让人觉得悲哀。
皖省一片糜烂
随着鸦片成为产业，种土特产就成为了吃力不讨好的买卖，罂粟则成为了获取利润的手段。
到1920年代，鸦片已经遍布安徽南北，其中皖北江淮平原上最多，皖南山区也不少。在比较克制的全椒县，“各处多种鸦片，弥望皆罂粟花……小户人家均种一二亩二三亩不等，咸谓利多于禾”，而在宿州、涡阳、亳州、阜阳已然遍地都是。这严重挤占了其他农产品的空间。
这比辛苦种粮食可是赚得多多了
但这种做法普遍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趋于崩溃的社会
里面的所有人几乎都输了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根据安徽财经大学郑金彪等的调查，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给出安徽全省的鸦片产量为6000担。一担等于一百斤，而每亩平均产出鸦片才3斤，要完成那样的产量，需要200万亩耕地。而清代中晚期安徽的耕地面积一共也才4000多万亩，其中5%种上了鸦片，这原本都是要用来种粮食的肥沃土地，降低了安徽对冲饥荒的粮食安全性。
中国鸦片进口量
1840年之前就已经极其迅猛的增长
在输掉战争之后，再也遏制不住了▼
这还只是国际鸦片委员会给出的粗略估计。口径更大的日本外务省认为，仅凤阳、阜阳、徽州三地出产的鸦片就达到了四五万担，全省产量更加可观。而这将会占据全省1/4以上的耕地，安徽从一个产粮省变成了一个粮食岌岌可危的省份。这也直接导致了芜湖米市的衰退，让安徽在长江黄金港口序列中销声匿迹。
皖北真的是重灾区啊▼
而在出产烟土为主业的地区，用于耕稻的农具都被收起不用，一代以后甚至出现了农民不会套牛、不会耕地的荒唐景象。
换起了另一套工具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消费这些土烟的自然也是安徽本地人。由于土烟不征关税、运输便捷，价格能比进口洋烟便宜一半。被洋烟在经济上套牢的安徽瘾君子很快转吸土烟。但不管洋土，只要是鸦片就有成瘾性和危害性，不少农民染上了烟瘾，终日在家吞云吐雾，不愿下地干活，更加剧了安徽的粮食危机。
集体”上天堂“，恍恍惚惚赛神仙
（图片来自：中华帝国图解）▼
这其实也不是安徽一家的问题，为了与洋烟竞争市场，当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种罂粟热潮。出名的是四川和云南，川土和云土是清末民初中国市场上最流行的烟土。而在相邻的江苏，罂粟种植也大行其道，徐州就成为了向安徽输出土烟最多的城市。
说好的中国人不害中国人，却因对商业利益赤裸裸的追逐，最后变成了一场全民悲剧。
禁烟都是生意
有鉴于鸦片对安徽人民身心的毒害，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彻底根除罂粟。1906年，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直指“江淮等处，皆为产土最盛之区”，要求地方官根据当地土性选择合适的粮食改种。1908年，又发一道《禁烟减种章程》，要求地方上“永远不准再种”。
此时离林则徐禁烟已经六十多年了
离清朝灭亡则只剩六年了
（林则徐向清朝道光皇帝奏奏收缴鸦片情况奏折）
（图片来自：Wikimedia）▼
中央命令无数，地方官的动作却磨磨蹭蹭，留皇帝一个人干着急。
比如宿州知州李铭楚报告安徽巡抚，“穷民以烟苗度日，不可剔除罂粟”，和上峰打起了太极拳。合肥县更厉害，在城内明开烟馆，“官则因循于上，差役朦贿于下”，上下通吃，滴水不漏。
地方官对禁烟命令虚与委蛇，和烟土贸易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不无关系。最早带来鸦片的芜湖海关，通过进口鸦片获得了大量关税，获利的芜湖政府从未表现过对进口鸦片的敌意。相反，在安徽各地种植土烟时，芜湖海关还曾向上峰抱怨，土烟压低了洋烟的价格，让自己收入变少了。他们从未考虑烟土对民众身心的损害，而只是想从中多多渔利罢了。
更隐晦的原因，是不少地方官自己也已经深陷其中，有的成为了瘾君子，有的成为烟馆老板。曾有安徽巡抚颁布《官员禁烟章程》，要求下属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报告自己的吸食历史，但数月之后呈报者寥寥无几，很显然都是心虚了。
身体的颓废与心理的绝望，也是相互加强的
背后是茫然不定乱世求生中的四万万人
（图片来自：Wikipedia）▼
清民交替，时局更乱，禁烟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是在蒋介石基本控制了局面，在南京成立第二代国民政府之后，安徽的禁烟工作仍然举步维艰。而且和清朝中央决心禁烟地方拖沓的局面不同，这次极为缺钱的南京中央政府也并不是真心想要禁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高举“总理拒毒遗训”，开展了对安徽烟土种植业的打击。但打击的方式令人始料未及，号称“寓禁于捐”，通过加税的方式禁烟，实则是把筹集军费的压力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甚至还发生了全椒禁烟办召集全县官员和烟土股东后，要求交钱放人的荒唐事件，最终以禁烟的名义在全省榨取捐税2000万元，相当于当时中央银行现金总储备。
鸦片是要禁的，新生活也是要搞的
而捐税也是一分也不能少的
为了最后一项，其他的都可以灵活处理
（图片来自：Wikipedia@三猎）▼
中央如此贪婪，地方也上行下效。1931年，淮河大水，皖北良田大批被毁，农村经济完全破产。但鸡贼的地方官员不想着赈灾，一面提高烟土税，一面向中央哭穷，两头的钱都被放进了私人腰包。当年省政府对县级财政清查后发现，涉及贪腐的县长占到了一半。
其实夹在中间的省政府也不是好鸟。1932年，在南京方向激烈的军费要求下，安徽省政府想出了一个“特货”的主意，禁止农民种烟、贩烟，其实是把收缴来的库存自己卖了，还对烟馆和烟民征税，空手套白狼赚了两头的钱。
所以最终，在南京控制下的安徽，禁烟成了一门彻彻底底的生意。农民缴纳高额的附加税就可以暗地种烟土，由政府负责分销，而到了下游，政府也从未致力于消除瘾君子的需求，而是通过高额税负从这些可怜人身上抽税，直至油尽灯枯，一片糜烂……
参考文献：
1.方前移. 口岸市场上中外鸦片的竞争与替代 (1877-1912)--基于芜湖海关资料分析[J]. 安徽史学, 2016 (2016 年 03): 58-64.
2.郭子初.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不同主体下的皖北鸦片治理 (1927—1934)[J]. 池州学院学报, 2018 (2018 年 02): 84-87.
3.郑金彪, 张玫. 清末安徽禁烟述论[J]. 赤峰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36(11): 32-33.
4.王鹤鸣. 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J]. 安徽史学, 19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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