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到來之際舉行的全國兩會，是中國的重大政治活動，備受全球關注。不同於西方，兩會是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形成政策和法律階段。即在對重大問題全國多方、多次徵求意見和討論形成共識後，進入這一階段，其功能在於把這種共識變成可執行的法律和政策。
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式民主主要的不同，在於形成共識和形成法律政策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中國是合二為一，所以在兩會上，很少看到激烈的爭論，而且往往是高票通過。因為爭論的過程早在開會之前已經結束。西方則是在國會中進行激烈辯論，力圖在辯論中形成共識。假如沒有共識，就靠投票強行通過。這個過程既受政黨利益影響，也被利益集團所左右。所以對抗性日益升高，代表性卻日益降低，更不用說公平性了。 由於目前西方政治極化嚴重，導致國會政策通過的過程非常漫長，同時又沒有其他形成共識的方式，以至於西方出現國家領導人繞過立法機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各種政策的現象。這實際把凝聚共識這一非常重要的民主程序給放棄了，執政者根本不考慮、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見，而成了小集團的代言人。從嚴格意義上講，這都不能被稱為民主。或者正如許多學者所批評的，所謂民主不過是四年一次的投票，然後就束之高閣，成為擺設。 以全體國民利益為出發點 客觀來講，在中國形成共識也是各種觀點和利益非常激烈的碰撞，有不少政策同樣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特別不同的是，如果形不成共識，就會繼續討論、磋商，而不會和西方一樣強行投票通過。許多重大法律往往歷經十幾年甚至數十年。比如《破產法》。中國第一部破產法是1986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按照當時的立法計劃，這部法律在短暫試行後，應該被正式的法律所取代。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正在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關於企業應當如何破產，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等問題存在着非常多的爭議。直到2006年8月，全國人大才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整個過程歷時二十年。 這並非個例。像《物權法》自1993年開始起草，2002年12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才進行初審。然後2005年7月向社會公布草案全文，再一次徵求意見，其後又審議了六次，直到2007年3月16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以2799票贊成、52票反對、37票棄權通過其草案。歷時十四年。西方只看到了2799票的高票通過，卻沒有看到十四年尋求共識的過程。 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優點在於，這個過程和產生的結果，不代表任何黨派、任何利益集團，而是全體國民。所以它能夠通過民主過程化解分歧，彌合分裂，使得社會更加團結。這和西方民主最終的結果僅僅代表一個政黨、某些利益群體完全不同。而且這個過程往往導致整個社會更加對立和撕裂。這種現象不僅體現在西方的國會程序中，也體現在它們最重要的大選中。2016年、2020年兩次美國大選，不承認選舉結果的現象愈演愈烈。 過去西方以自己的模式為標準，認為中國兩會是所謂「橡皮圖章」，不能對行政部門說不。這一方面是傲慢的偏見，另一方面則是不了解中國的民主模式。現在則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中國民主模式歷經幾十年實踐和檢驗，展現了其強大的有效性。這和西方日益出現的制度失靈、失能形成鮮明對比。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面對反恐、經濟危機、民粹主義崛起、新冠疫情等挑戰手足無措，力不從心。人類社會已經出現明顯的東升西降歷史大趨勢。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硬實力已經不能有效捍衛其制度有效性，就只能依賴優勢尚存的話語權、軟實力來否定中國。這已經是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問題了，而不是客觀討論誰是更好的民主的問題了。 高效施政集中力量辦大事 相較於西方的模式，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優勢還體現在多個方面。 一是可以制訂長遠規劃和發展戰略，既確定發展方向又未雨綢繆。西方政治人物則只考慮自己短暫的任期，實行的往往都是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無法思考國家的未來方向。 二是能夠長期堅持正確路線，一屆政府接着一屆政府的發展。比如創造中國奇跡的改革開放已經持續四十多年，鄧小平更提出一百年不動搖。在西方只要換人換黨，往往會推倒重來。幾十年過去，就會發現仍在原地打轉。 三是高效率和集中力量辦大事。像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應對自然災害、應對大規模疫情都是典型的代表。這是強政府和責任政府的必然結果。 四是政治權力可以擺脫民粹和資本的束縛，能夠實施必要而艱難的改革。西方是以普選為特點的民主，民眾擁有選票，資本掌握政治獻金，這兩者都能夠決定政治人物的命運。所以疫情發生後，民眾反對限制自由，資本不想中斷運轉，於是封城等有效的抗疫措施就無法實施。其後果就是歐美數百萬人身亡。 五是中國可以全國選拔和使用人才，符合人類社會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中國既不會出現特朗普這種政治素人的現象，也不會因為政黨更換而導致大量人才棄而不用。 每一年的兩會，都是中國制度優勢在全球的展現。和西方「三人行，我必為師」不同，中國秉持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全過程人民民主伴隨着兩會和中國的成功，一步步悄然走向世界中心。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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