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希慎家族是香港一个显赫一时、富过数代、在今天仍旧极有影响力的家族。
作者： 郑宏泰 高皓 提起利希慎家族，不少香港人都会联想起两点─鸦片与铜锣湾。利希慎家族可以说是香港一个显赫一时、富过数代、在今天仍旧极有影响力的家族。本文将以利希慎家族作为范例，深入讲解现代教育如何提升该家族的人力资本，推动家族不断发展，甚至走上更高台阶的具体运作；另一方面重点分析中国文化如何左右了家族的教育、婚姻、事业和企业投资等策略的应用。同时我们会扼要地分析人力资源的多寡强弱如何决定家族的盛衰繁衍与可持续发展。
利希慎（1884年－1928年4月30日）。利希慎继承父业，贩售鸦片，牟得暴利，再投资房地产，是港澳的“公烟（鸦片）大王”。虽说当年贩卖鸦片是合法，毕竟是损人利己的偏门生意，当时有一首顺口溜在香港广为流传：“利己害人，欺贫重富，神憎鬼厌，街知巷闻。”首三句的开头三字，就是利希慎的广东话谐音。
家族发迹与人力资本突破 鸦片与铜锣湾是利希慎家族的两大历史标志，前者与英国殖民地管治香港时推行鸦片合法化政策，利希慎曾取得港英政府专利权经营鸦片贸易有关；后者则与利希慎在发财致富后，立即将大部分财产转移到地产业，购入当时仍人迹罕至、未有太多发展的铜锣湾山头，成为家族日后的根据地有关。
要讲述利希慎家族的故事，当然要从利希慎的父亲利良奕和叔父利文奕这一代的创业事迹说起。欧洲人在19世纪之初，曾因无法扭转贸易顺差问题向华输入鸦片，因而改变了贸易格局。更为严重的则是，当鸦片贸易遭到满清政府禁止时，借故挑起事端，然后发动侵略战争，结果自然是军力落后的满清大败，接着满清政府迫于形势被逼签订城下之盟的割地赔款与香港开埠。西风东渐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的情况下，沿海地区乡民只好一浪接一浪的漂洋出海，到外谋生、淘金。
居于广东新会的利良奕、利文奕兄弟，一如大多数没有太高学历的乡民，属于靠劳力谋生的人群，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美国东岸“淘金”浪潮所吸引，远赴美国旧金山寻找机遇，然后在积累一定资本后做起了小生意。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由于遭遇美国的排华运动，兄弟俩选择返乡。但回到新会后又觉得农村地方不利商业，发展有限，因而转道香港，在港岛中上环华人聚集的地方，开办一家名叫礼昌隆的贸易公司，做起南北百货生意(利德蕙，1995)。
1884年，利希慎在香港出生，长大后被父亲送到殖民地政府为了培训本地人才，以应付华洋贸易交往需求日增而设立的皇仁书院念书，令他不但学到现代知识，了解世界形势，同时也习得中英双语。这些重要的知识与能力，成为他日后沟通华洋、开拓事业的极重要人力资本，为家族发展带来极重要的突破，不但把家族的发展推向了另一台阶，更改写了家族在香港的历史。而子孙后代虽享其福荫，同时也承担了他在商业经营中留下的责任。至于利希慎的兄弟及子侄们，不少也成为了皇仁书院的学生 (参考下表）。
直接地说，自皇仁书院毕业后，由于利希慎掌握中英双语，他在商场上闯荡时就有了更大优势，因为在当时的香港，要进行重大贸易交往必须与殖民地政府打交道，以英语沟通势所难免。但当时大多数华人的教育水平有限，文盲不少，中文已不太灵光，更遑论以英文沟通了。故利希慎这种双语俱佳，且有现代视野及学识的人才变得炙手可热，一毕业即招来不少人赏识垂青。
利希慎走进社会大门便有很多商界人士向他招手，希望纳之于门下，但他志大气锐且一心想有一番作为。所以他不但放弃加入家族企业，协助父亲及叔父打理那家狭小的礼昌隆，与一众兄弟及堂兄弟争工作，也对纯粹“打工”的招手不感兴趣，而是与一批具有实力的华商合组公司，并于20世纪初组成一家专营鸦片贸易的公司─裕兴公司，经营本小利大但却非很多正派商人愿意为之的鸦片生意。裕兴公司成功取得港英政府的专利牌照，利氏也踏入了操赢计奇但却属于“偏门”生意的事业，此举不但左右了利希慎一脉日后的前进轨迹，亦决定其命运与盛衰，影响可谓至为深远。
虽然裕兴早期的生意颇为顺利，能为众多股东带来盈利，但后来却因中国政局发生巨变，满清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生意受到影响。股东间对鸦片市场前景的看法也出现分歧。利希慎则因看好后市，决定人弃我取，趁鸦片价格大跌之时以另一公司的名义入货，此举虽令他获利丰厚，但却留下被其他股东质疑的口实，随后更演变成与股东间的纷争，在1914年甚至闹上法庭(郑宏泰、黄绍伦，2010)。
虽然官司纠纷 (前后长达4年，即1914年至1918年) 令利希慎花了不少精神与财力，但最后的胜诉却又令他有了继续上路发展的资本。而当时港府已逐步收紧鸦片贸易，但澳门政府则继续其鸦片专利政策，驱使利希慎将发展目标投向澳门，并在那个与香港一衣带水的小城市展开鸦片生意。利希慎经营中的一项重大举动，是将生意中的大量利润，投放到物业地产之上，于1923年间从渣甸洋行（后来的怡和洋行）手中购入铜锣湾一个山头的大片土地，日后成为家族长盛不衰的最重要依托(郑宏泰、黄绍伦，2010)。
郑宏泰教授由英国档案馆取得的出生证明影印本，发现利希慎原名利应，出生证明连利家后人都未见过。
鸦片专利生意的盈利丰厚，自然吸引黑白两道三山五岳人物垂涎，所以一直是非相随，争拗不断，利希慎不久 (1927年至1928年) 又卷入另一场同样轰动社会的官司，而这次的诉讼一方更是澳门政府的官员，连澳门总督和夫人亦牵涉其中。对于这场官司，利希慎同样表现得无所畏惧，据理力争，像上次一样虽然面对巨大压力，但最终于1928年4月的裁决中获胜，写下香港历史上两次卷入巨大官司，但两次均大获全胜的纪录(利德蕙，1995)。
可是在赢得官司不久的4月30日中午，利希慎在人流如鲫的中环闹市一家茶室门前遭刺杀而死(利德蕙，1995；郑宏泰、黄绍伦，2010)。至于由此引起社会关注谈论纷纷的话题，则有几点：(一)凶手为何能在行凶后全身而退，日后也一直没被捉拿？(二)背后的指使者到底是谁？因何种深仇大恨要置利希慎于死地？(三)家大业大，拥有一妻三妾七子七女的利希慎一家，会否因为他的突然去世，出现争家产、内部争斗，甚至家族从此四分五裂？(四)早前购入的大批物业地皮，由于不少曾在银行做了按揭，会否因此被收紧信贷而令企业陷入困境？
原配当家应对危机 积累人力资本 由于前两点并非本文关注重点，在此略过不表，后两点则因揭示了家族应对危机之道与人力资本的力量，所以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利希慎被杀后，过去一直没过问家族生意，生活极为低调的元配夫人黄兰芳，自成为家族中的女家长后，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坚毅和果断，既能抑压诸妾与子女们的潜在争拗与离心，又可成功争取到主要借贷者─渣甸洋行大班（后来的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的信任与支持，成功化解家族潜在的巨大危机。利希慎家族能转危归安的核心，明显又与人力资本有关。
首先，据家族中人指出，黄兰芳是来自同属新会商人家族的大家闺秀，所以并非一般士人家族般执着于“无才便是德”，而是年幼时已接受家庭教育，拥有一定学识，知书识礼(利德蕙，1995)。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中生活，让她掌握了世界形势与商业信息，对物业与股票等投资也常有接触，所以能在危局面前不至于空白一片，全没认知。
更加不容忽略的，当然是那些年纪已长的子女们 (虽然不少仍属非劳动人口)，当时已经可以算做很高的人力资本，因而能够成为她的重要依托。数据显示，家族财富日见丰厚的利希慎，除了妻妾子女成群，更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除了自少便为子女们寻找著名学校，让他们接受良好教育，还请了家庭教师，传授不同知识。其中又以教授国学，重视中文基础与传统价值等值得重视，例如利希慎曾送子女到康有为弟子陈子褒在澳门所办的学校中学习，可见他对传统文化和国学的重视(郑宏泰、黄绍伦，2011)。
利希慎和长子利铭泽 当子女年纪更长，利希慎将他们送到国内外名校学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将利铭泽、利孝和、利舜华、利舜英两子两女送到英国，前两人分别进入牛津大学的工程学院和法律学院，两女则在英国念高中，预备升读大学。另一儿子利荣森被送到燕京大学，入读文学院。同样年纪较长的儿子利铭洽，则留在香港，相信是进入了皇仁书院 (利希慎曾任皇仁书院旧生会会长，利铭泽亦曾在该校就读，后留学英国)。其他子女如利荣杰、利荣康、利荣达、利舜贤、利舜琴、利舜豪、利舜仪和利舜娥 (利希慎被刺三个月后才出生) 等，则因当时年纪尚幼而留港完成小学及初中教育(郑宏泰、黄绍伦，2011)。
扼要地说，利希慎被杀时，虽有部分子女尚未成才，但长子利铭泽已在牛津大学毕业，刚成家立室，计划升读研究院；次子利孝和是法律学院二年级学生，成绩优异；三子利铭洽中学毕业后已加入家族企业，协助父亲打理业务；四子利荣森则刚进入燕京大学。因此，当危机发生时，年龄较长的儿子即被召回黄兰芳身边，协助她应对难关。
可以想象的是，由于各子女曾在北京和伦敦的大都会生活，具国际视野，又是名校学生，富现代学识，所以应该可以给黄兰芳很好的支持和建议。其中又以利铭泽和利孝和两位年纪较长的儿子，陪同黄兰芳会晤汇丰银行和渣甸洋行大班，争取两者支持最具决定性意义，也突显了新一代家族人力资本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如果这两个儿子不是英国著名大学的学生，精通中英双语，见过世面，有开阔视野，他们未必可以给予黄兰芳最好的帮助和支持 (郑宏泰、黄绍伦，2011)。
在成功争取到汇丰银行和渣甸洋行的支持后，利氏家族的重要决定，显然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只守不攻策略─让家族可以渡过危机、休养生息─就是家族只通过物业收租，支持借贷开支和家族生活，同时又确保子女们能继续接受教育。一个相对有利且不容低估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尽管1929年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令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疲不能兴，但香港的物业市场，则基本上保持稳定增长。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初自日本侵占东北后，香港吸引了不少大陆资金与移民涌入，令弹丸之地的香港在楼市与股市上可以一直保持活力(郑宏泰、黄绍伦，2006)。由此令利氏家族可以依靠物业收租维持生活，应对信贷还款，从而可如履薄冰般“捱”过了这段危机四伏、风险极高的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那段休养生息的时期，不但令家族避过了危机，同时也让一众年纪较轻的子女们得以如期完成学业，提升了家族的人力资本。而年纪较长的子女，则可积累更多经验和资历，其中又以利铭泽和利孝和两兄弟可以完成训练与实习，获得工程与法律专业资格最为重要，此点尤其成为家族长远发展的重要资本与优势。
利希慎和元配黄兰芳及子女
更加值得注意的，当然是黄兰芳在处理危机与执行休养生息策略时的领导角色。她虽为一介女流，在那个年代不被视作家族的人力资本，但她却能在临危授命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一方面遏止了妾庶之间的明争暗斗，甚至利用危机意识凝聚一家，化解家族内部离心；另一方面则抵御了外界的虎视眈眈─尤其是利希慎生前结下的仇家与对手，可见她的精明与领导能力。可惜，由于重男轻女的缘故，有关女性人力资本的问题，学术界过去的探讨不多，社会更是较少关注，令女性的人力资本如何为家族、企业和社会发展带来贡献的问题，乏人认识了解。但是，从黄兰芳的例子中，我们其实不难清晰地看到，其领导角色和曾经发挥的力量，实在极为重要，不容小觑，值得我们日后深入研究。
回到利氏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问题上。利氏家族成功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家族危机，且完成财产重新配置不久，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因为家族采取持盈保泰策略，不作开拓之故，早已转到广州市政府工作的利铭泽，自然亦投身救国抗日浪潮，凭其土木工程的专业修筑公路、兴建水利。到了1941年底，当香港亦陷入日军铁蹄之后，家族所受的冲击，自然更为巨大，家族成员被迫各散东西，部分成员甚至曾与死神擦身而过，令家族陷于自利希慎被杀后另一场前所未见的巨大危机，各种资本则备受侵夺和威胁。
战后扩张的人力资本发挥 利氏家族中人在抗日胜利、重现和平后迅即从四面八方返回香港，努力重建家园，主要工作包括收回战时遭日军及他人侵占的土地与物业因为部分土地及物业在日治时期由于没人管理，成为平民的耕地与栖身之所，但他们在重光后不愿离去归还(利德蕙，1998)。至于已届不惑之年的利铭泽，则从已经进入暮年的母亲黄兰芳手中，接过了领导家族及企业的大权，成为新领导，带领家族及企业踏上另一台阶，开拓更大空间。
由于利铭泽曾在牛津大学念书，与不少英国要人关系良好——例如他在英国留学时，曾加入当时只有白人精英与贤达才能加入的共济会 (Freemasonry)，结识不少日后咜叱一时的军政商界要人；又曾担任中国欧洲留学生会的总会长一职，与当时的中国留英学生例如刘纪文 (曾任广州市长) 和钱昌照 (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等识于微时。而他又因持有土木工程专业资格，具专业知识，加上曾在广州国民政府及海南岛等地任职，抗战时期又曾协助抗日等经历，积累的人力资本极为丰厚。正因如此，利铭泽在港英殖民地政府进行重建经济时，自然获得重用，出任多项政府或社会的重要公职，先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委任为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 (现时称立法会及行政会) 议员，在政商界炙手可热(郑宏泰、黄绍伦，2011)。 1964年，利铭泽作为共济会香港及远东区总导师。
一如英国谚语所说：“财富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子。”家财丰厚的利氏家族，本已拥有巨大发展实力，有了强大人力资本的配合，则更能政商通吃、左右逢源。故此自20世纪40年代起，利氏新一代走上前台后，即宣布了黄兰芳时代持盈保泰、不求扩张策略的终结，而是重拾利希慎时代的全面开拓和发展。其中的重点，则是因应家族成员众多而进行了明显的分工，并扼要地可以“主外主内各司其职，本业别业分途并进”来形容。
具体地说，就是利铭泽主外，面向公众，担任众多服务社会、参与政治的工作，虽然在家族企业出任主席之职，但一切实务均由主内的利荣森担任，并由利铭洽作支持。利孝和则选择另辟蹊径，与朋友创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电视台)，带领该公司写下香港大众电视与潮流文化新一章。至于胞弟利荣达则协助利孝和处理电视台的广告业务─尤其家族旗下的香港汽水厂 (饮料公司)。而利荣康及利荣杰两兄弟，则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之路，生活低调(利德蕙，1998)。
由于利铭泽昆仲都在中、英、美等名牌大学取得骄人学历，他们在企业管理、业务发展，乃至如何与竞争对手及政府等往来交手上，实在游刃有余，不用假手外人，令他们的才能与识见，比当时的社会精英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如此，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利氏家族迎来了极为辉煌的迅速增长时期，其中尤以如下多项重大投资最为轰动，不但奠定利氏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重要地位，也为香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发展地产。由于利希慎早年已购下利园山，家族便决定进军地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起大兴土木、移山填海。家族将利园山铲平，用以兴建多栋地标建筑，例如兴利中心、利园酒店等，奠定了家族作为铜锣湾“大地主”的地位；而山岭中挖出来的泥沙土石，亦是点滴有价，因为在香港岛的弹丸之地，填海需要泥沙土石，跨海运输采集费用不少，令利园山的泥土沙石变得有价有市，大受欢迎。
利希慎大宅
家族与计划填海的太古集团达成协议，将其泥土沙石运到北角的太古船坞位置，用作填海造地的材料，双方协议填海所得的土地共享。此举既有利园山的发展，亦可得到北角填海的新地皮，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与英资龙头洋行之一的太古集团建立了极为紧密的伙伴关系，丰富了家族的关系网络资本(郑宏泰、黄绍伦，2011)。因此利氏发展家族利园山的计划，成了一举数得极重要的投资。
(二) 投资电话通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通讯网络可谓四通八达，利铭泽带领家族投资其中，为香港的通讯网络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利铭泽于1962年加入香港电话公司 (日后被电讯盈科吞并) 董事局，参与该公司的管理，其时全港只装有10万台左右电话。三年后他被任命为主席，然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推动公司的发展，令香港的电话通讯网络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由他加入至1975年退任之间，全港安装有100万台电话，即13年间增长近90万台 (即增长达9倍，平均年增长率约达75%)。其增长步伐之急速，在那个年代，相信世界上甚少地方能够追赶得上，可见利铭泽对香港通讯建设的贡献巨大(Hong Kong Telephone, 1981)。利铭泽曾向《文汇报》前总编辑费彝民说过这样一段话：“香港市民迟早有一日会明白，(我) 对改善香港电话系统所做的一切。”(利德蕙，1998)这也可作为利铭泽及其家族在通讯网络投资作出重大贡献的脚注。
(三)兴建跨海隧道。受独特地理环境所影响，弹丸大小的香港，陆上交通一直受制于水深海阔的维多利亚港，令九龙半岛与香港岛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早期，两地的往来只以渡海小轮接驳，但随着社会的日渐进步，人流及经济活动的日趋频繁，渡海小轮显得无法应付日常所需。在维多利亚港筑建跨海大桥或隧道，超越自然障碍，在20世纪60年代提上议程，由于利铭泽当时出任“两局”议员，可谓适逢其会，并因本身乃注册工程师，更加明白当中的投资空间，故其成为其中重要推动者之一(利德蕙，1998)。
为了促成其事，利铭泽与英资会德丰船务 (日后为船王包玉刚收购) 的马登 (George Marden)、和记集团 (日后为香港首富李嘉诚收购) 的祈德尊 (John Clague) 和中华电力的嘉道理 (Lawrence Kadoorie) 等，联手组成了维多利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筹划兴建海底隧道。1965年，计划获得落实，获政府批准30年专营权，利铭泽等成立了跨海隧道有限公司，着手兴建工程(利德蕙，1998)。到了1972年2月，总体工程基本完成，隧道贯通九龙半岛与香港岛，并在通过检验后通车，投入服务。自此之后，隧道成为连结港岛与九龙半岛的最大通脉，全港居民均可以驱车在两地自由驰骋。
(四)开通煤气供应。香港开埠20多年后的1864年12月，欧资商贾即因本地缺乏能源供应引入煤气─尤其是为港岛约500盏街道上的煤气灯供应煤气一项最让人印象深刻，而充当此一重要角色的公司，则是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初时，公司以煤炭为原材料生产煤气，因而较易产生污染。而煤气的供应区域亦十分有限，因全港的煤气管道的总长度只有24公里而已。 1964年，利氏家族投资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利铭泽获任命为主席，领导其发展，并随即筹划进一步发展，包括引入全新生产技术、兴建新厂房，提升生产量，令香港的煤气供应量大幅提升，供应网络向全港不同角落扩散，千家万户均受其惠，生活质量得以改善。而香港煤气公司不久即跃升至香港大型企业前列，随着日后不断发展，公司更成为了一家名闻中外、人尽皆知的著名品牌，利氏家族自然获利匪浅(利德蕙，1998)。但公司在利铭泽离去后，被李兆基家族接手(梁凤仪，1997)。
利氏家族主干企业在利铭泽带领下东征西战，令家族投资更为多元化，且与香港社会建设紧密相连。分途并进的利孝和，同样为家族的荣耀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取得同样令人耀目的成就。简单来说，采取分途并进策略的利孝和，于20世纪60年代中别树一帜地牵头创立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创香港电视广播的历史先河，既为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兴起和信息可更广泛流通奠下重要基石，亦因家族握有电视传媒的“第四权”，左右了社会的话语权，令家族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一时无两(钟宝贤，2004)。
1981年8月28日，利氏家族决定将家族旗舰─希慎兴业─上市，此举标志着家族企业进入另一新阶段，企业管治随之出现重要变化。虽然公司上市生不逢时，公司股价并未如预期中出现节节上扬的势头，反而每况愈下。但企业的发展轨迹毕竟有了质的变化，而随后的香港社会及经济，更因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而暗涌连连。无论如何，利氏家族及企业在香港社会的地位，已经确立了下来，没被风浪剧变所动摇(郑宏泰、黄绍纶，2011)。
第三次传承与人力资本渐弱 20世纪80年代后，当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而与不少高层领导关系密切的利铭泽，本有机会可以在新的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但家族人力资本却在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令家族本可更上层楼的绸缪化为泡影：利孝和和利铭泽这两位核心人物先后在1980年及1983年去世，此一重大人力资本的消逝，无疑为家族及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甚至极为深远地影响到家族在政治方面的重大布局。
幸好，利铭泽堂弟利国伟——恒生银行核心领导人物，在1965年的银行挤提事件中表现出类拔萃，独挽困局，其在20世纪70年代已崭露头角。而下一代的利汉钊─利铭洽之子，家族中的长孙，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一流大学的麻省理工接受大学教育，拥有电子工程师资格─则在利铭泽安排下，早已完成了家族和企业内外的接班工作。由此两人能在利铭泽去世后成为家族的代表，担任公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家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利国伟爵士（英语：Sir Quo-wei Lee，1918年8月5日－2013年8月10日），
香港银行家、政治家及教育家，1983年至1997年任恒生银行董事长，1968年和1976年先后获香港政府委任为行政及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1978年退出两局后，于1983年至1988年再仕行政局，并于1982年至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
其中，利国伟的表现更为突出，因为他同样曾担任行政会及立法会的“两会议员”，又是香港联合交易所 (现时称香港交易所) 主席，更曾获英女皇颁赠爵士头衔，但却没有如利铭泽般拥有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的紧密关系(利德蕙，1998)。同时由于他属于旁枝，并非利希慎置业 (希慎兴业控股公司) 本家 (谪系)，则又大大影响了其可以发挥的力量。至于作为利铭泽接班人的利汉钊，除了打理家族企业外，亦有担任公职，主要是在利国伟退任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一职后继任；其次，则是担任如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董事、主席，以及多家上市公司董事等职位，确保家族在诸领域的投资和利益。同样不容忽略的，则是利荣森和利铭洽等第三代，主职稳守大后方，负责希慎兴业的实务管理。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相对于利铭泽和利孝和，接班人无论江湖地位、领导魅力、人脉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均有所不及，因而令家族企业的发展渐显退色，或者说失去昔日的光彩。最突出的例子，则是前文提及的家族核心投资以外的若干策略性投资——如煤气、电话、电视和建筑等，先后落入竞争对手手中。就算某些投资仍维持一定控股权，家族会派出成员进入相关公司的董事局，但那些代表在董事局中所能发挥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利铭泽和利孝和般吃重。
当然，由于当时的第三代仍人多势众，亦算人才济济，主干企业又已早作接班安排，成员们在相关岗位上亦颇有表现，对于希慎兴业的发展尚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利孝和牵头创立的香港电视，则有巨大影响。扼要地说，由利孝和一手创立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自利孝和去世后，其妻利陆雁群并没如黄兰芳般走上前线代夫披甲统领企业，至于其子女如利宪彬和利蕴莲等则年纪尚幼，仍在求学，所以也没接掌电视台的业务。结果，主席一职最后落入另一重要股东邵逸夫手中，电视台的发展亦由邵逸夫主导，利孝和一脉的影响力则大降，利氏家族随后逐步减少在公司的持股量，淡出电视台业务。由此可见，没有利氏家族成员的直接参与，其在电视台的控股大权迅速旁落。到了今天，家族对于电视台的影响力与其他小股东已没有太大分别。
在希慎兴业方面，利铭泽去世后，妻子利黄瑶璧同样没有走上前台，打理家族主干企业，其中的最关键因素，是其两子利志翀和利志刚出现了问题。原来利志翀正值壮年之时患上严重精神病，要长期住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儿子利志刚则在壮年之时猝死，两人因而没法接班。至于其两女利德蓉及利德蕙则一直在外国生活 (利德蓉在英国、利德蕙在加拿大)，没有染指家族业务。幸好，家族的主干业务有利荣森和利汉钊等统领，所以仍能保持主干业务于不衰。可是，我们不难察觉，自利孝和与利铭泽于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离世，家族的传承接班安排已可清晰地让人看到，人力资本在家业起落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直接地说，到了第四代开始接班走上前台之时，已隐约揭示了家族人力资本渐呈弱化的严重问题，原因与第四代的出生率大幅减少有关。不少第三代成员只育有一两名子女，最多一房也只有四名子女而已，与利希慎一代儿女成群 (7子7女) 相比，实在差别巨大。这也侧面反映了传统的多子多福、百子千孙观念或意识，不但在普罗社会逐渐退色，甚至一去不返，就算在大富家族，基本上已完全不用为养育子女开支神伤的情况下，亦已不再成为追求目标。
每房所生育子女的人数少了，当然可以让资源、时间和心力等更为专注集中，有助提升子女在某些层面上的素质与人力资本。但在某些层面上则有其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与人相处、如何调解与不同人 (包括家人、企业员工、生意伙伴，乃至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 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与兄弟姐妹间的竞争、妒忌和争执中学习妥协、忍让、合作与解决问题等，均成为其中一些不容低估的“短板”，这些层面的人力资本常被个人、家族和社会所忽略，因而常常成为不少家族继承接班的最弱一环。
也就是说，由于每房所生育的子女数目锐减，令第四代可以如第三代般获得极好的教育和照料，但却缺乏某些因为兄弟姐妹众多，可以培养相处、协调、团队精神，乃至考虑不同持股者或成员利益的能力，因而可说是令家族的人力资本变得较为单薄了，亦削弱其风险承担的能力，不利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总体家族成员人数虽然仍多，但按各房人数计算则较少的第四代，虽可减少人多口杂、彼此争夺等问题，且第四代又能因为第三代的“人口红利”分享到家族的持续发展，但却显露了第五代难以为继的问题。
此外，利氏家族第四代成员大多数自小即被送到西方社会生活及接受教育，他们的行为举止、处事作风，以及思想和价值观念等均较接近西方，与中国文化的距离更为遥远。不少第四代不但不懂广东话，更遑论可以读写中文了，这与第三代自少在华人社会下生活，接受儒家文化熏陶，长大后才到海外留学，能够分清中西文化的各有优劣，不会完全被西方文化淹没的情况截然不同。
还有一点，第四代所生活和接受教育的“西方社会”，亦从第三代时基本上只集中于英国，扩张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令同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有了颇为不同─甚至是差异巨大─的成长环境，因而产生了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等的不少差别。可见第三代和第四代这两代人自少至大的生活和教育进程颇为不同，第三代往往有较多共同生活体验，又充分掌握中英双语，所以能够游走于华洋东西之间；第四代则鲜能如此，且家族成员间因较少生活在一起而渐生隔阂，亲情淡薄。如此种种，虽可带来某些好处，但却反映出人力资本又有多重不足或缺失之处，尤其较难令家族内部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不利家族的团结，更遑论可如祖父辈般同心一德地为家族的长远福祉共谋发展。
具体地说，第四代对英文的掌握和应用已与西方人无异，但却欠缺了中国文化的涵养，成为他们的另一“短板”。本来，在西方力量或文化主导的社会，不懂中文或不理解中国文化实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强，加上1997年6月30日后香港结束英国殖民，主权回归祖国，利氏家族在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投资及业务，自然有了前所未见的变化。没有中国文化的涵养，不懂中国文化，甚至没有像祖父辈与中国政商要人之间的人脉资本充沛的实力，与中国权力核心没有太多交往，必然会令家族的影响力大降，既不利长远投资，亦削弱其竞争力，令家族的人力资本变得更为脆弱。
家族人力资本在第四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当遇个别成员正值壮年便不幸猝死时，其打击则尤其巨大，偏偏这个家族又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举例说，利希慎正值壮年遭人杀害，是人力资本的首次凋敝。到了利铭泽一代，他的两名儿子，一位于壮年时患上精神病，需长期留在医院治疗，另一儿子亦于壮年时猝死，同样大大地打击了家族的人力资本；利国伟长子利永立在20世纪80年代打网球时猝死及利荣达儿子利子俭在青壮年时突然染病去世二事，均令家族人力资本遭到削弱，给家族发展带来一定打击。至于最为轰动，亦牵动接班安排的，则非利荣达儿子利定昌于2009年突然去世 (享年55岁) 一事莫属，此事同样令家族人力资本骤减。由于利定昌被视为继利汉钊之后最能带领家族企业走向另一台阶的人，而在他之前，其伯父 (利荣森) 和父亲又刚去世，并刚确立了他全面接掌家族企业的领导核心地位，所以他的突然去世，不但给家族带来很大伤痛，亦大大地左右了家族及企业的发展进程。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利汉钊在进入新千禧世纪后退任家族企业领导之职，其岗位初期由堂弟—利荣达之子——利子厚接任，但利子厚的任期不长，便因与其他家族成员有不同看法，和另有事业发展计划离去，改由另一堂弟利定昌接替。利定昌上任后，一度表现出雄心壮志，欲教日月换新天，但却壮年猝死。利定昌去世后，初期由钟逸杰 (David Akers-Jones，曾在殖民地时期的港英政府担任政务司长之职) 出任临时主席，利铭泽长女利德蓉 (牛津大学文学士及医学博士) 亦曾兼任临时主席一段时期，最后才于2011年由利孝和长女利蕴莲 (美国Smith College文学士，英格兰及韦尔斯执业大律师) 接上，再现家族女将披甲上阵的风采，直至现在(《希慎兴业：年报》)。
我们不是重男轻女，但无论是从利德蓉担任董事局成员多年，甚至曾暂代临时主席的身影中，或是从利蕴莲挂帅，如其祖母黄兰芳般走上统领家族企业前台的举动中，我们其实不难察觉家族人力资本日趋单薄所呈现的问题。毫无疑问，在如今社会，男女地位已今非昔比，较为平等了，且无论是利德蓉或是利蕴莲，均有突出学历与才干，她们无论担任公司董事或是主席，均绰绰有余。但我们始终需要明白，在华人社会，尤其是大家族，除非如包玉刚般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由女儿 (女性继承者) 担任统帅，女性作为继承者始终并非常态。古代社会的木兰从军或杨门女将，其实正反映了没有较适合的男性继承者可供挑选，此正是利氏家族人力资本呈现弱化的重要指标。
概括地说，尽管第四代的教育仍能维持很高水平，但各房子女数目锐减，罕见参与本地社会的公开活动，这些情况，无疑影响了人力资本的质量或存量。当遇部分成员健康欠佳或突然离世，又或部分成员另有人生追求，宁可游山玩水或从事文化艺术等工作，不愿意加入家族企业，甚至是与家族成员关系不好，加入家族企业管理团队只会带来矛盾等，令家族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变得益为严峻尖锐，不但影响接班，亦左右企业发展，可见人力资本确实是家族繁衍盛衰的最关键一环。
（作者郑宏泰教授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高皓博士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3月刊】 ，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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